一
每当我走进九江市中心的和中广场，总要到临湖的花岗岩名人石刻处逗留几分钟，看一看“炎哥”，石刻上刻着“唐厚炎1929—1998·全国先进工作者·1960”字样。
炎哥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炎哥的确脚拐，村里人背后常叫他“炎拐子”、“炎老爷”。
炎哥已去世十多年了，但关于他的往事并没有因为时间冲刷而漫漶消失，依然完整地藏存在我的记忆中，他憨厚的形象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二
炎哥不是我的亲哥。就唐氏谱牒衍派而言，我和他同辈，用老人的话来说叫做“骨肉有统的族兄弟”。我和炎哥并非至亲，感情不薄是因为我们两家的老宅仅隔一个天井，且同居老祖堂东侧，可以说是近邻中的近邻。
炎哥二十岁之前目不识丁，是个标准文盲。他家自他以上至少有三代没有一人进过学堂读书。他六岁时放牛，上下牛背，活蹦乱跳，骑在牛背上怪神气。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炎哥在七岁时左大腿生了疔痈，因家里穷无钱诊治，落下了拐脚的残疾。从此，“炎拐子”成了他终生无法摆脱的名字。
三
我管炎哥的父亲叫二大爹(伯父)。二大爹是个木匠，他个头矮小，做木匠是需要力气的，但他不行。“饭木匠”也不全“饭”，二大爹做犁、耙、水车还是可以，做家具那可不行，因为他根本不懂圆周率，不知道什么叫“周三径一”、“规矩方园”，做脚盆、水桶当然更不成。
由于家境穷，二大爹的马马(老婆)、我的二妈姆(伯母)是个略见昏光的“瞎子”。然而二大爹和二妈姆也真有福气，没几年功夫，连炎哥一起一口气生下四个孩子，而且是清一色的男孩，这一下就成了六口之家。
四
早年二大爹同胞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聚族而居的拥挤可想而知，老一辈三兄弟分家，二大爹分得一房一厨的土砖屋，六口之家聚居于一室，自然窝囊极了。
大屋墩的人吃饭叫“走饭”，尤其是住在老祖堂周围的人家更是如此，二大爹家连饭桌都没有，“走饭”就是必然。每当吃饭时，各家大人小孩在家里用一种叫“三大”的碗盛好饭，拣好菜，不约而同地来到老祖堂天井旁。站着的、蹲着的、靠墙的，边吃饭边聊天。吃完一碗又回家添，接着又到老祖堂里来……
给我最清晰的印象是一年三百六十天，炎哥几兄弟几乎没有吃过一餐白米饭，下饭菜除了臭豆乳、咸菜，还是臭豆乳、咸菜。
在我的记忆中，炎哥兄弟几个不但没有穿过新衣服，连一双新鞋也没有穿过。
当年二大爹一家成为农民绝大多数矛盾体的集中体现者。一方面食不果腹，面带菜色，一方面又超负荷生育。炎哥全家在“赤贫”的生活环境中承受着苦难。
五
穷，使炎哥没有读书的机会，脚又严重的拐跛，他得寻找一条生活出路。炎哥十五岁那年，二大爹将他交给一个也是拐脚的师傅学剃头。这期间炎哥也犯过“逃子”(即不想学剃头)，但三年后他终于出了师，开始自谋生计，为乡里人剃头。那时剃头是包年的，大约是每月剃一次，一年酬劳是大人一斗米，小孩五升米。他包了霍家嘴、张家码头、张家花屋、王家埂，以及本村唐家老屋五、六十男丁的剃头活儿。这样一来，他们家的生活约略改善了。但年轻的炎哥依然无法婚配。听人说，当年霍家咀有个寡妇原想嫁给他，但是有人打了破嘴，没成功。随着岁月的淡去，他也就这样单身一辈子。
六
炎哥的人生“飞跃”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致力于扫除文盲工作。“土改”后的1952年，新港区沿湖乡(后来改为光荣大队即现在的洪垄埂村和细山村)成立扫盲夜校，由区里的文教助理组织小学教师和有文化的农民担任教师。而且要求50岁以下的青壮年能识2000字左右。教学形式采取班级教学，包教包学，见物识字(如门上写“门”，窗上写“窗”，床头写“床”等)，田头识字，送字上门，识字竞赛等形式。炎哥以剃头为业，业余时间积极参加扫盲识字班学习。当时主要是上冬学和夜校。许多人是“年年上冬学，年年从头学”、“夜校夜校吃饭睡觉，吃睡以后全部忘掉”。炎哥却一直勤奋学习，两三年的功夫终于由一个文盲变成文化人。后来他配合区文教助理工作，成了就近几个村扫盲班的教师，还当了扫盲学校校长的“官儿”。
炎哥得到区文教助理赏识，文教助理通过媒体报道了炎哥的由文盲到扫盲教师的事迹。报上有文章还附了张照片，是炎哥在黑板上写“人、手、足、刀、尺、马、牛、羊……”一边放着他的劳动工具——剃头箱。
这一下可了不得!文盲成了扫盲教师，典型哪!炎哥被评为江西省扫盲积极分子，出席省、市劳模会。更为风光的是，1960年炎哥又被评为全国文教战线先进个人，同市越剧团团长陈鸿声、桃花中学校长刘后村一同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刘少奇主席等中央领导亲自接见。这一消息传遍了“东门外”的新港区上上下下。
七
这是炎哥“人生领空”最光亮的一段时光，也是他人望尘莫及的。这时炎哥走到哪儿，都是一道风景线。
厚炎同志，厚炎老师，劳模唐厚炎!赞赏声一遍又一遍。那久久覆盖在头顶的“炎拐子”、“炎老爷”、“剃头佬唐厚炎”统统被掀掉了。荣誉的光环笼罩着炎哥。
全国劳模的光荣称号，让炎哥的生命轨迹足够辉煌。出席大会作报告，开小会讲话：讲天安门，讲长安街，讲人民大会堂，讲在北京坐的车、住的宾馆、吃的饭菜，讲中央国务院领导接见的场面。一句话，美极了，幸运极了。
从北京带回纪念品也不简单：一套《毛选》，一只五成赤金的“金星牌”自来水笔，一枚闪光的《全国文教群英会》纪念章，这些都要在演讲会上随身带着。
那个时候，炎哥获得了自尊和自信，在长期贬意的目光中找到了自己。
八
农耕社会扫盲“日耕夜读，晴耕雨读，夏耕冬读”成了轰轰烈烈的一个运动，叫扫盲运动。是运动谁敢反对，张家码头的张老强、张老一、张和尚，唐家老屋的仁炎叔，仁松叔，张家花屋的张金狗等老人两个月甚至三个月没剃头，没掏耳。炎哥太忙了。
宣传炎哥的照片一直挂在区文教助理办公室。照片上，他一边跑扫盲班，一边手里还是提着他那剃头箱儿。这叫扫盲剃头两不误。
尽管炎哥没有按规定达到识字数目而完全脱盲，但他已经被打造成了一个由文盲到扫盲教师的典型人物，出席了全国文教群英会的炎哥。
获得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授奖，炎哥成了“红人”，从1950年至1960年间共有11126人获全国先进人物称号，炎哥是其中之一。有人牛皮起来，唐家老屋祖宗牌位“天地国亲师位”两旁的对联是“祖德培麟趾，宗功起风毛”，炎哥!凤毛麟角非他莫属。几年的努力，他成为乡里人学习的榜样，得到了人们的尊重，即使因扫盲延误了剃头时间的人，心里有火，但不敢不尊重。一句话，炎哥是疲惫的，但他始终是微笑着，生活得有滋有味。
九
炎哥的父母二大爹、二妈姆过世后，炎哥负担着全家的生活。炎哥为两个老弟订亲、娶亲，为他们搭起两个小小幸福的窝巢。
小侄儿出世了，常常绕膝喊着大爹前、大爹后，这的确让炎哥高兴过。弟兄四个生活在新做的“连五”新屋，其乐融融。
十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乱糟糟的毫无秩序的社会生活，炎哥回归到物质生活最基本的层面上，这一下就是十年。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谁还管扫盲。十年下来，炎哥已近五十岁，无子女内心深藏的忧伤显而易见。每次见到他都觉得他变成了一个在孤独感里浸泡的人。表面悠闲的目光还在他脸上写着，但他驼着背走路，脚拐得更利害，总是少不了一种失落味道。
“文革”漫长的十年，炎哥曾经用汗水浸泡的扫盲教育事业付诸东流。七、八天才记得住一个字的顽固文盲，将识的字全部“交还”给了他。炎哥自己差不多也由扫盲教师还原成半文盲。这时他独居一室，往日光环没有覆盖他人生的最后十五年，他感到深深的落寞。
十一
还有一个令人不可理解的事实，和中广场碑刻的五十六位全国劳模唯独炎哥没有领过一份工资，没有一份全民或集体的正式工作。这对炎哥来说是一种遗憾。八十年代之后，镇上发廊应运而生。年老的炎哥手脚迟缓，手推剪被电剪取代，炎哥失业了。他靠着五分田，一亩地维持生活，别无进账。
1998年，风烛残年的炎哥循着自然法则的大限，带着那一段得而复失的光环，带着他那扫盲教师归于半文盲的历史远去了。
荣誉被岁月稀释。现在只能在《九江市志》、《庐山区志》见到有关唐厚炎的简要经历，只能在和中广场溯着时间寻回对炎哥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