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轮船招商局旧址
20世纪20年代，上海，轮船招商局宣告开发旗下码头，进军房地产，为的是弥补亏空。这样一家有规模、有客户、备受“优待”的国企，怎么会欠下银行巨额债务呢?于是，南京国民政府派人到它的上海总部查账，这下，可是查出了些让人惊讶的东西。
闲翻民国史料，读到《晨报》上的一则老新闻：轮船招商局计划进军房地产。
这则新闻的刊发时间是1928年3月27日。“轮船招商局”并非行政机关，而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内河航运公司，它创办于清朝末年洋务运动时期，最初是官督商办性质，民国初年改为公私合营，后来又改为国营。也就是说，轮船招商局是一家国营企业。主业是内河航运，为什么去搞房地产呢?据说跟它连年亏损有关。
南京国民政府派专员到轮船招商局的上海总部查账，发现了很多莫名其妙的开支
我们来看看这家航运国企的账面。
1925年，营业额530万两，开支537.73万两，亏损近8万两。
1926年，营业额720万两，开支991.71万两，亏损近272万两。
1927年，全年营业额未知，开支未知，亏损在200万两上下。
就在轮船招商局连续亏损的这几年，一家名为“三北公司”的民营企业年均净赚100余万两，其主营业务也是内河航运。而且轮船招商局规模大，拥有28艘船;三北公司规模小，只有13艘船。不过，轮船招商局之所以连年亏损并不是因为它的规模太大，而是因为它的开支太多了。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派专员到轮船招商局的上海总部查账，发现了很多莫名其妙的开支。
首先说燃料开支。轮船招商局账面显示，每年用煤在10万吨上下，平均采购价是9两每吨，而从1925年到1928年，上海市民去市场上购买最优质的煤，每吨最多才6.5两，轮船招商局的大批量采购价竟然比市民的零购价还要高!即使这家国企的采购员不会谈价钱，每年10万吨的煤都是按零售价购进，也只需要支出65万两，然而从1925年到1927年，轮船招商局的年均买煤开支竟然不低于100万两。只要您不是傻子，就会明白多出来的这几十万两买煤费用究竟进了哪些人的腰包。
再看修理开支。为了节约费用，轮船招商局专门设了一个分厂——内河招商局机器修理厂。奇怪的是，从1925年到1927年，轮船招商局坏掉的船只也不少，却很少有哪只船是在它自己的修理厂里修的。如果内部修理厂技术力量不强，找外面的修理厂也无可厚非，不过为了节省费用、减少贪污，总得搞个招投标才能确定把活儿交给哪家修理厂吧?而轮船招商局账面显示，每年修理费用都在60万两以上，从未搞过招投标，其中包括最大的一笔修理费用100万两，都是被稀里糊涂地花掉的，连张单据都没有留下。
还有培训开支。轮船招商局每年都单列出一笔培训预算，包括实习生招聘、出国考察和内部轮训，这笔预算年均10万两，每年都花得一干二净，但却没有任何效果，“徒耗10万两巨金，不得一人之用”(1928年3月28日《晨报》，下同)，各大船只上的核心技术人员还是高薪聘请的老外。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培训经费被轮船招商局的领导们以出国考察的名义造掉了一部分，同时他们又往自己腰包里揣了一部分。
最后是薪金方面的开支。轮船招商局上海总部有八个“揽载”负责接活儿，也就是寻找客户。为了对他们进行激励，总部定下了工作任务：每人每年签订的营业额不得低于10万两。如果哪个完不成工作任务，按缺口罚款，每缺一万两罚500两;要是超额完成，按超额部分奖励，每超一万两奖500两。这个规定看起来很靠谱，但是里面有很大的猫腻：作为国内最大的内河航运企业，即使总部不派出揽载上门揽活儿，一年也有200万两的营业额。换言之，这八个揽载天天睡大觉也能超额完成任务，并且至少能超额120万两，平均每人超额15万两，那么超额奖励就是7500两。当时一两银子(实际上未必发放白银，只是以白银作为结算单位)在上海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人民币110元，7500两就是80多万元。不夸张地说，哪怕把一个植物人安插到轮船招商局当揽载，他每年也能拿到近百万元奖金。
除了揽载可以坐享巨额奖金之外，轮船招商局的普通行政人员也有很优厚的报酬。他们每年能拿多少工资且不提，单福利方面就有洗衣费、车马费、探亲费、出航津贴、房租津贴、特别津贴、通货膨胀补贴等等将近二十多项。另外工作达到一定年限的行政人员还能享受到分红。现代企业所谓分红一般以纯利润为依据来结算，轮船招商局在这方面比较人性化，它给员工的分红是以营业额来结算的，所以就有一个很壮观的景象发生了：企业连年亏损，企业员工连年分红。
轮船招商局拥有大量优质地产，为了弥补亏损，上海总部决定开发旗下码头若干
南京国民政府对轮船招商局的连年亏损有所警惕，撤换了该企业的领导，希望这个航运界的老大哥重新盈利。老百姓也配合，当时上海有太古、怡和等外资轮船公司跟轮船招商局竞争，价格既低，服务又好，但国人就是不买账，积极响应轮船招商局“爱国”和“保护民族企业”的口号，出行和发货时多选择轮船招商局的船只，给它送去了巨大的营业额。
遗憾的是，轮船招商局的工作人员当爷当惯了，一方面唯恐收入不足，尽量卖座，把货舱里的空隙都当作铺位卖给乘客，“座舱之收入固丰，乘船之旅客则苦矣”;另一方面则继续提供低劣的服务——本来客舱的票价里面已经包含了接送行李的服务，他们或者让乘客自己雇人运行李，或者虽替顾客运送但强行加收服务费，经济学中垄断必然捆绑销售的理论在这里得到了完美诠释。由于这些缘故，轮船招商局的经营状况并未得到好转，而是继续亏损下去，同时还欠了花旗银行巨额债务。
幸运的是，轮船招商局拥有大量优质地产，其上海总部“占海上最优地段”，“沿五马路内段至四川路之地皮房屋，逐年地价狂涨”。为了归还贷款，弥补亏损，上海总部决定开发旗下码头若干，以售房所得和房租所得实现盈利。这就是这个航运国企进军房地产的理由。
轮船招商局决定开发旗下码头的时候，上海房地产业正处于黄金时期。彼时军阀混战，战火连天，上海和天津等为数不多的租界城市已成国人心目中的和平孤岛，于是茅盾、鲁迅等文豪涌向上海，丁玲、柔石等文青涌向上海，腰包极鼓的前清王爷和下野军阀也涌向上海，甚至连纺织女工、拾荒者和盗贼都来到上海淘金，致使上海人地紧张，房地紧张，地价飙升，房价也飙升。
可惜我翻看到的老新闻到此为止，不知道轮船招商局在开发码头尝到甜头之后，会不会也参与到土地竞标的风潮中去，用它的国企背景制造一个又一个地王。
